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，贺龙大多时间和精力放置在解放大西北的后勤保障工作中，因此又被教员形象称之为“党人的萧何”，而他仅有的一次带兵征战经历，大概就是1949年12月率18兵团入川了。
早在1949年10月初，借着新中国成立的“东风”，人民解放军席卷大西南的战略规划也很快被提上日程。当教员主动问及即将“挂帅出征”的贺龙将带哪支部队入川时，对方毫不犹豫的表示：一野第18兵团。面对教员等人对自己为何不挑选“嫡系”部队的疑惑时，贺龙的答案尽显党人一番高风亮节：
首先是驻防地位于陕西秦川和甘肃天水一带，紧邻川北，是我军距离四川最近的野战兵团，在缩短进军时间、迅速形成对西南敌军战略压迫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；其次，18兵团长期在山西和西北地区作战，熟悉山地攻坚与持久战，这种战术特点与川北地形和作战任务存在高度契合。
最后，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与贺龙本人渊源深厚。从南昌起义到红二方面军组建再到120师山西抗日，二人曾有长期共事的经历，加之指挥风格熟悉，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指挥体系的顺畅。
有了这个基础，解放“天府之国”的胜算基本已稳操手中了。当年12月3日，第18兵团兵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，同时向川北进军，配合刘邓第二野战军“大迂回、大包围、大歼灭”战略，一举消灭老蒋部署西南决战的全部残余力量。
随后，右路军的第62军经陇南翻越摩天岭，于12月9日促成119军起义，解放武都，随后沿白龙江南下，协同第七军进入川北；中路军的第60军沿川陕公路推进，于12月18日攻克“天下第一险关”剑门关，并以夜袭战术突破敌军第55师防线，全歼守军一个团，为后续部队打通了成都平原的门户；左路军的第61军翻越秦岭、大巴山并穿越冰封雪岭，12月19日于南江歼灭胡宗南部新14师1600余人，打开入川通道。
最终，三路大军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速度，克服严寒、断粮、断桥等困难，仅用半个月时间便突破了敌军大巴山防线兵团进抵绵阳、江油一线，与二野部队合力完成对成都胡宗南集团23万余人的围困。
大兵压境的形势下，胡宗南早已失去了招架和还手的实力。其本人于12月23日乘飞机私自逃往三亚，4天后又在老蒋授意顾祝同的劝说下飞往西昌，就此完结了自己落寞不堪的军事生涯。
不过，主将胡宗南虽然逃之夭夭了，但成都平原上却仍有三个主力兵团近40万人，何去何从又将面临新的历史抉择。也就在胡宗南仓皇出逃的当天，驻扎在四川德阳的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通电起义，直接瓦解了在川北地区的防线，为下一步解放西昌扫清了外围障碍。
裴昌会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，抗战初期任国民军第九军副军长，曾在忻口会战中与八路军密切协同作战，对国共合作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。彼时的贺龙则正率120师转战晋西北，两军虽未直接配合，但裴昌会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与军民协作印象深刻。抗战胜利后，裴昌会升任第五兵团司令，成为胡宗南赖以信任的嫡系将领，曾随胡宗南一道参与了1947年3月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。
不过，随着战场节节失败的颓势，认清现实的裴昌会也开始主动与所部地下党员李希三联络，共同商讨战场起义事宜，但参与攻占延安的经历却成为他起义前最大的顾虑和心结。最终，本着“以起义赎罪”的想法，裴昌会在我军对成都形成合围之势的关键节点率部起义，促成了西南解放最后时刻的到来。
有了贺龙的一锤定音，裴昌会悬着的心也算彻底放下了。随后，针对尚在茂县一带负隅顽抗的第38军李振西所部，裴昌会向贺龙提出以围困的方式迫使其放弃抵抗的建议，最终使李振西于1950年1月21日正式向我军投诚。
继裴昌会起义后，驻守成都的第5和第18兵团相继于12月27日通电起义，加速了西南完全解放的进程。三个月后的1950年3月27日，伴随着西昌省解放，老蒋决战西南的计划被彻底粉碎。就这一点而言，裴昌会的“弃暗投明”之举功莫大焉。
起义后的裴昌会被委任为川北行署副主任，率部参与对当地的剿匪与土改工作。一来体现出对起义部队的稳定与维护，二来也是对盘踞西南一带旧官僚、地主势力传递一种积极和解改造的信号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用贺龙曾对部下动员工作的话讲：
也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，西南军区迅速展开政权建设与经济恢复工作，至1950年底，四川匪患基本肃清，成渝铁路破土动工，藏区也通过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解放之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裴昌会于1950年6月赴北京面见教员再度为攻占延安一事“请罪”之时，对方本着一种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的智慧宽慰道：
“裴将军不必自责，听说你在陕北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，比如修公路，修桥等等，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。”
一席话下来，裴昌会感慨动容，愈发坚定了他投身新中国建设洪流、为社会主义建设乃至祖国和平统一不遗余力贡献余生的信念。
今天的我们对“既往不咎”一词早已司空见惯，但在那个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口，不是任谁都能有既往不咎的包容与大度，很明显，贺龙和教员拥有，背后的万千党人拥有、历经20余年战火洗礼的人民军队拥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