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的重庆，作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象征，在不断地鼓舞前线作战的将士们，告诉他们国家还在，首都还在。而在战争中，重庆也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，除了常规的进行大轰炸袭扰之外，日军在1938年以后的多次战役中，都是将重庆作为战略攻击目标，比如宜昌、石牌等战役皆是如此。可以说作为陪都的重庆，时刻要受到来自日军各个战略方向的压力。

　　那么很多人可能要问，既然重庆身处抗战前线，经常受到日军的袭击，为何当时的国民政府却不将陪都设在远离前线的成都，或者有着黄河天险的西安，甚至于西北腹地的兰州和西宁呢？

　　武汉会战结束后，当时的国民政府两个首都——武汉和南京，也相继被日军占领。对于国民政府来说，事不过三，因此在于选首都方面自然是慎而又慎，毕竟首都三番两次被人占领对于当时前线抗战将士而言，必然会影响士气。

　　在1938时，当时和日军正在两湖地区对峙，战斗双方进入僵持阶段。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，当时的重庆位置上可谓是得天独厚，有两湖地区的庇佑，让其虽然处于日军轰炸的射程之内，但起码没有地面部队的袭扰。

　　从地图上看，重庆的东面有湖南和湖北两个易守难攻的省。日军想要进攻重庆，首先是要越过洞庭-鄱阳水网平原，这是重庆的第一层屏障，这里水网密布，并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作战，当年日军发动三次长沙会战、上高和芷江等会战都在此被挫败。

　　而第二层屏障则是湖南境内的雪峰山脉以及湖北境内（鄂西）长江沿线军多次进攻鄂西，最远的时候日军拿下宜昌进攻石牌这个重庆门户，却因为其补给线以及立体化的防守大败而归。在1945年末的雪峰山战役中更是被胖揍。